《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左玉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56万字

该书重点考察了中国学术制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入分析了学术研究主体、研究中心的变化，阐述了传统读书人转为近代知识人、从传统书院和官学转为新式大学及研究院所的复杂内涵，揭示了现代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并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学术评估、奖励及资助体制的引入与创建过程。

绪论

中国传统学术有其固有形态，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与此相适应，中国学术文化亦发生重大转型，即从传统学术形态向近代学术形态转型。这种学术转型，既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其重要标志之一。故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便不能回避学术转型问题。

一、学术转型史研究之回顾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晚清学者意识到中西文化及学术之差异，并产生了汇通中西以创造近代新学之思路。对明清以来学术思想进行自觉的、学理上的研究者，当推清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1902年，梁氏发表《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和《新史学》，对中国学术思想作了鸟瞰式观察。1905年前后，《申报》刊载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演变之大势》，对明清以后学术思想作了初步探讨。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发刊词中，对清代学术演变的特点作了精辟概括：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1920年前后，梁启超发表《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对清代学术流变加以梳理，对晚清学术形态转变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1920年代以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之兴起，整理清代以来学术思想之成果不断涌现，其中较重要者有钱穆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王伯祥的《中国学术演变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等。即便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亦以较大篇幅讨论明清以来学术思想之演变。这些研究，可视为对晚清学术史研究之最早一批成果。此时的晚清学术史研究，主要关注于学术思潮的总体把握，围绕若干重要思想家展开，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缺乏系统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界对近代史研究的日益重视，许多重要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得到关注。学术界的关注点尽管以政治思想为主，但也多少涉及学术思想，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著作，如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史受到了普遍重视，不仅近代重要学者的学术思想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而且人们开始关注近代学术流变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局面。近年来，近代学术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流变之际，逐渐关注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研究。人们研究晚清及民国学术史之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钱钟书、范文澜等）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重要的成果有《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华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马勇著）、《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丁为祥著）、《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宋志明著）、《钱穆学术思想评传》（汪学群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左玉河著）、《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苏金智著）、《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刘俐娜著）、《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谢保成著）、《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王中江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朱政惠著）、《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著）等著作。此外，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备受研究者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章清的《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刘巍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罗志田的《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等文及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均为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尚有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等一批研究成果，

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晚清经学、理学、民国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这方面的成果有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中心走向》及刘大年的《评近代经学》等。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学术分科、整理国故等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开始尝试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学术史资料的整理方面，由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和由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20世纪中华学案》值得关注。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部系统梳理和考察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演变的专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对象之丰富性、复杂性外，恐怕更重要的乃因有一个重要关节点未能打通。此关节点，即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

从中国学术发展演变史的角度看，晚清和民国初期是中国学术思想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交融并发生巨大转轨的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关键阶段。这种变革肇始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考察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分析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内在理路和外部契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发端、形成及确立的复杂历程，总结现代学术的特点及演进规律，自然应该成为近代学术史研究之热点。

目前，学术界不少学者注意到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初步思考，出现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及《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麻天祥等人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但这些初步研究成果，与“学术转型”这一课题异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现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及内外机制弄清楚。不仅晚清到民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来，而且对近代中国传统学术嬗变和现代新学术的发轫尚缺乏实证性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尚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分析，学术界仍然偏重于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派的专题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基础的差异（如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或宋学的学术流派不同），因而在融合中西、建立现代学术范式方面显然各具特色，乃至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不同学术路径演变而成的现代学术都会有所不同，因而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亟须开垦之处女地甚多。

故此，加强对清末民初学术转型问题之系统研究，无疑是促进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同时，正因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学术变革之关键时期，又经历了辛亥、五四两次重大变革，故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之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五四新文化兴起、发展源流及历史走向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学术理路梳理和现代学术范式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学术范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有助于深化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

二、着重讨论学术制度史

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大致说来，目前学术界流行着两种研究框架：一是学术范式说，二是学术理路说。

所谓学术范式说，就是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视为“范式”之转移。依新的科学史眼光，库恩形成了“科学革命”结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进步的图景被概括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作为其核心理论的研究“范式”，包括世界观性质的形而上原则、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一门科学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其有统一的范式。常规科学就是在一定的范式中作解释难题的活动。而范式的应用一旦遭遇太多的困难就引起危机。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对此作了阐述，并且声明采取这种研究视角，旨在挑战现代化理论模式。朱汉国亦著文赞同此说，并以此模式说明五四时期学术范式转移带来的学术界的重大变化。[1]这种学术范式说对人们深化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认识颇有启发意义，不失为一种对近代学术转型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的理论模式，力图抓住学术转型过程之若干关键点，并通过分析这些关键点的转变，以说明整个学术形态之转移。但其缺点与不足亦较明显：通过个别重大人物和著作研究典范的转移，难以窥得“全豹”，难以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路向梳理清楚。

余英时提出并阐述学术理路说。学术理路说强调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演化能力和发展路向，但相对忽视了外力、西学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冲击力，难以解释近代学术转型持续不断的动力与契机问题，更对学术思想及学术体制本身的问题关注不够：不仅对外在条件及环境等方面因素缺乏必要的关注，而且同样难以说明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及演变路向，更难以解释中国学术内在的“突变”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学术范式说，还是学术理路说，均为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是一种新颖的理论阐释模式。笔者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不仅仅是“范式”转移，也不仅仅是“理路”改变，而是学术“形态”之转变。所谓学术“形态”，既非学术“范式”上之一点突破，亦非学术“理路”之一线演进，而是立体上的“面”之总体转变。

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发展。具体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制度之转型。目前国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再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等，均关注于学术演进之思想层面，着重讨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对学术家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而对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制度，诸如学术研究者的群体特征、学术研究对象、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机制及学术评估、奖励与交流等，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正因如此，他们笔下所描绘出的“中国学术史”，实乃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而非中国学术制度演变史，勾画出来的是单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概括，是一个个学术山头和思想山峰，以及由这些山峰组成的学术流派，而难以窥见学术思想演进之制度性框架——支撑这些学术思想的体制、骨架和结构。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发问：是中国传统学术本身没有制度性规范呢？还是人们无意间遗忘了这些制度？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较早意识到忽视学术制度史研究之缺憾：“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远胜于学术机构史的研究。我们可能对晚清新儒家诸学派的思想知之甚多，如宋学、汉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甚至桐城学派等——却对书院、藏书楼、印书坊及赞助者之间的联系网了解甚少，而正是这一切支撑着儒学的研究。”[2]正是为了弥补这项缺憾，其对民国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并没有集中于学术思想演变上，而是着重在对学术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机构——现代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之建立与发展上，对民国时期学术体制的创建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台湾学者陈以爱指出：“过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无不提及学术思想与世变之关系，同时亦注意及研究对象之家庭背景、求学过程、师友关系及人际脉络，以求索各种对研究对象之学术思想造成影响的因素。可惜的是，虽然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出现制度化的发展，然迄今尚未有一本专门著作，就研究机构之建立对推动学术成长所扮演的角色，作细致深入的分析。”[3]唯有从学术研究制度化这一角度切入，才能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动向作出合理解释。这种见地是很精辟的。

实际上，从学术制度的视角来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在西方学术界并不陌生，并且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分支学科——科学社会学，特别关注研究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罗伯特·默顿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结合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4]，以17 世纪英国为例，将科学技术的兴起与英国社会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指出科学家彼此间的会面、通信及期刊的出版，为其提供了思想交流机会，因而有助于创造性研究的出现。像英国皇家学会这类学术团体的成立，因强化了科学家之间的接触，遂导致科学研究的兴趣与成就在当时的英国有着显著增长。默顿的分析给人以很大启示，该著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本·戴维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科学社会史著作中，更是全面探讨了17世纪以来欧美科学组织的相继成立与革新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5]巴伯的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对美国现代科学体制化、职业化历程作了宏观考察，对科学组织与社会发展、科学组织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均作了细致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6]

受上述科学社会学研究理念的影响和启发，海内外不少学者在从事中国近世学术史研究时，开始尝试对学术制度及学术机构演变进行考察，力图揭示学术思想赖以生存及发展之体制化因素，着力于探讨学术体制化和学术职业化问题。在这方面比较有成绩者，当数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7]该著给人最大印象，是对过去人们相对忽视的清代汉学研究兴起的制度、环境和条件给予较多关注，重点对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因素，如职业学者、藏书楼、印刷、书院和官办学术工程进行详细分析。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学术探索，基本勾画出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共同体形成及发展的运作机制。尽管该著重点考察的是清代中前期江南地区的学术研究机制，但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制度转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着力于关注近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问题，便是受其思想影响的结果：力图沿着艾尔曼的学术研究思路，探讨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建立问题。

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一书，对近代中国学术体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给人以很大启发。但考虑到该课题的难度，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之考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学术体制化不仅表现在设立学术研究机构方面，而且体现在新式学会、专业期刊、近代图书馆及学术评估奖励诸多方面。即便作为构成“现代学术体制”要素的“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期刊”，也有待于作深入探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陶英惠的《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8]、杨翠华的《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9]及美国学者陈时伟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0]等论著，对作为近代学术体制化标志的中央研究院之建立与中国科学体制化历程所作的考察，郭正昭的《“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亦为研究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创建问题的重要成果。台湾学者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中，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体制作了初步探索，颇有新意。[11]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问题（如徐明华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胡逢祥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等），注意考察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制度性因素。但这些研究刚刚起步。古代中国学术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它又是如何向近代学术体制转变的？中国现代学术制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认识还很模糊，既不清楚现代中国学术制度之由来，也不清楚这套制度之构成及主要特征。故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问题，亟须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尽管是民国时期逐渐建构起来的，但仍然是目前中国学术运行的重要体制。故考察这套学术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分析其利弊得失，能够为目前中国学术体制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三、重点考察学术体制转型

中国传统学术有没有制度化的规范，即中国传统学术是否为体制化学术，乃为见仁见智之问题。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一种体制化学术，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制度化研究，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近代以来这种体制化学术是如何建构起来？近代中国学术体制是怎样演变来的？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本著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学术“形态”转型包括内容甚广。除了学术思想本身转变外，它大致包括学术研究主体、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理念及宗旨、学术研究方法、学术成果评估及交流机制诸方面，即除了学术思想转型外，还包括学术制度之转轨。故研究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除了研究学术思想自身的演变外，必须对学术制度之转型作重点考察，即应该重点考察学术研究之主体、客体、机构、理念、方法、机制、体制、评估、影响等方面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本身的变化。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抱着什么目的（动机、理念），用什么方法，研究怎样的问题；研究成果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交流，对人们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如何评述和讨论它。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限制，更无法超越特定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语言文字限制及相关制度化的规范。其中，制度化的规范，就是所谓学术体制。故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研究，将重点集中于学术制度层面，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学术尝试。正是因为研究的视角不是集中于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上，故笔者所要考察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学术制度层面：学术研究主体的转换，学术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移，专业学术机构的设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奖惩机制的建立等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正是目前学术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正因如此，笔者所着力研究的重点问题，并非学术思想演变本身，也不是学术思想的转型，而是学术体制和学术制度之转型。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考虑到学术界对学术制度史研究相对忽视，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术转型”课题研究之难度，无法同时对其作全面的铺开，只能集中力量对学术体制问题作专题性研究以求有所突破。

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研究课题。为了集中精力有所突破，笔者拟分三步进行：一是从学术分科问题入手，在考察中国分科观念演变及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演化的基础上，重点对近代中国分科观念的演变、分科性学术门类的出现及西方新学知识系统的形成，作实证性考察和动态性分析，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向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的演变历程，比较清晰地勾画出来。这便是笔者《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一书的由来。二是从现代学术体制创建问题入手，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学术之制度化、体制化问题，注意研究学术共同体之形成、新旧学术体制之异同、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评估及资助机制的发轫及对学术思想转变之影响等诸问题，将传统学术体制在清末民初时期向现代学术体制转变的历史轨迹，比较清晰地勾画出来。这便是本著之由来。三是设想从清末民初持续不断之“整理国故”运动入手，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西方学术的中国化两个方面加以透视，讨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问题，内容涉及经史易位、史学勃兴、诸子学复兴、科学方法引入、西学引入后的中国化等问题，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学术思想转轨的历程，比较清晰地勾画出来。这是笔者下一步所要研究的课题。

既然笔者将关注点放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之制度层面上，那么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理论前提：有一个中国传统的学术运行机制或学术体制，还有一个中国近代学术运行体制或学术体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两种学术机制（或体制、制度）的预设，便产生了笔者所要讨论的问题：何谓中国传统学术体制？何谓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各自有着怎样的特色？中国传统学术体制是如何瓦解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

笔者认为，如果用现代学术眼光去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则会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确实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学术制度。但笔者认为，古代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体制，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学术中心（官学体制、书院制度及科举制度等）；其学术研究活动并非纯粹属于学者个人之兴趣及爱好。这样的学术体制，保障了古代中国学术的昌盛与繁荣。这样的学术体制，自然与传统之政治、经济及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并顺理成章地构成中国封建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后，建立在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之学术体制才会发生转型问题，才会出现西方学术体制之引入、移植和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重建问题。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实乃学术体制在近代中国之重建问题。所谓“重建”，指旧的传统学术体制解体了，必须参照近代西方模式建构新的学术体制。故旧学术体制解体之过程，亦为新的近代学术体制建立之过程。旧体制的解体与新体制之创建，乃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促进学术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是持续高涨的经世思潮及经世学风。中国传统学术体制解体及向新学术体制转轨的重大契机，当为清末废科举和兴学堂。废科举、兴学堂，既是旧学术体制解体的标志，亦为新学术体制创建之开端。从此时起，中国新学术体制加快了建构速度，在引入、移植近代西方学术体制基础上，逐渐在中国创建起一套新的近代学术体制，并使学术研究日益纳入到这套学术体制之中。学术研究日益体制化，成为近代中国学术之显著特征。

清晰地描述中国旧学术体制向现代学术体制之转变历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之“转型时期”，中国学术体制如同社会政治制度的诸多方面一样，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过近50年之演化，古代中国的学术体制逐渐完成了向近代西方学术体制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确立起来。

30年代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究竟包括哪些基本内涵？陈以爱指出：“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些现代学术发展所依赖的‘学术媒介’，或可统称之为‘现代学术体制’。在‘现代学术体制’之中，每个学术媒介都具有促进学术发展的不同功能，成为整个体制中环环相扣的部分。”[12]其将“现代学术体制”内涵限定为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期刊，颇有道理，但似乎还不够全面。张灏将“制度性媒体”定为学会、期刊，亦同样如此。笔者认为，将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期刊等视为现代学术体制之主要内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这样的概括还不够充分和完备。除了上述这些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职业化的学者、现代出版机构、基金会、评估和奖励体制等。

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是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包括新式学会、学术期刊、现代出版业、近代图书馆、现代基金会和学术评议会诸多要素在内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及学术资助制度。学术研究职业化和体制化、新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中心形成、学术交流便捷化，以及现代学术资助、评估、奖励机制，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近代中国学术体制之转型，应当包含以下八个方面内容：

一是学术研究的主体的转换，从传统的旧式读书人，转为近代新式知识人；从“官学一体化”之士人，转向“官学两分”的职业学者，学术研究者日益职业化。

二是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从传统“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为宗旨的诗会文社，转为探求专门知识之新式学会，为学术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平台。

三是学术研究中心的转移，从传统的各种书院和各级官学，转为追求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新式大学；依据近代西方理念创建的新式大学，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

四是中央研究院及其他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学术研究日益走向职业化和建制化。

五是西方新式传播媒介传入后，学术报刊创立并趋于发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近代新式印刷及出版技术引入后，逐渐建立起现代出版制度，为学术成果迅速公布提供了保障，学术成果交流日益便捷化。

六是随着传统藏书楼逐渐转化为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信息和服务性保障。

七是随着近代西方各种学术资助机制的引入，资助教育文化及学术研究的各种基金会逐步建立，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学术资助体制。

八是随着大学评议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各种学术委员会的设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学术成果评估机制和奖励制度，促进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和专业化。

笔者还认为，现代学术是一种体制化学术，现代学术研究是一种体制化的研究，体制化有力地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但体制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也会妨碍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自由。换言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自由，容易为体制化所窒息；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独立，也易受到体制操纵者的干扰。故现代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自由精神的培育，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管理者关系的协调，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学人之重要问题。现代学术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界的长期任务。

笔者在实证性研究基础上，努力探讨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之历史轨迹，对上述重要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力争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呈现出来。故本著并不打算面面俱到，而试图以“问题”为中心，通过讨论和解决涉及学术体制建构之若干重大问题，对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建立问题进行深层分析和重点考察。由于该课题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不可能将相关资料一网打尽，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的方法，以能说明问题为限。

中国传统学术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士绅，士绅容身的是书院、官学和幕府，得以从事研究的图书资料来自公私藏书楼，学术交流的渠道是信札、会面及典籍刊刻。因此，要研究学术体制问题，除了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外，必须借用科学社会学之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学术体制化和职业化问题。笔者在研究新学术发展之组织机制，旧学者变为新学者的途径，旧学者如何接受西学影响，学术研究经费、学术机构、学术成果交流渠道，成果出版机构及出版制度诸多方面，力图借鉴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及方法。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是极具挑战性和艰巨性的重大问题，是需要较长时期潜心研究方能有所心得的重大课题。近10年来，笔者对于该问题进行了不断思考，积累了一些资料，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本著便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思考而形成的一些心得。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笔者愈加感觉该课题研究难度之大与问题涉及之广，绝非一部著作所能解决的。实际上，本著的每章均可作为一个专题单独拿出来专门成书，而笔者之所以仍将这样重大的问题浓缩在一章之中，并将如此众多的专题整合成一部著作，仅仅是为了从宏观上勾画出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之轮廓，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思考，促发人们对本著涉及的这些方面进行更为专深的研究。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笔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比较肤浅，有些观点可能并不为人所赞同，但笔者之所以仍将这些浅见撰写出来公之于众，旨在抛砖引玉，与学界同人共同讨论，以期将该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故恳望学界同人批评赐教。